網絡互助能獲得如此發展速度、規模，得益于中國這片特有的“肥沃土壤”——
一來，它迎合了部分中低收入群體的重疾保障需求。購買商業重疾險每年須交幾千元保費，但網絡互助計劃參保者每年分攤金額不足200元，看上去很實惠。因此不少人放棄原來投保商業保險的計劃，參加互助保障。
再者，互聯網技術的興起和網絡消費的普及，讓人們逐漸認同基于“網絡社區”的互助模式。人們信賴屏幕后的“陌生人”，愿意提供信息、支付費用并獲得幫助，這在十幾年前是不可想象的。
此外，扶危濟困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。相較于購買商業保險時“價格博弈”“信息不對稱”等弱勢體驗，互助形式更容易給參與者“主人翁”的良好感覺，在享受保障的同時獲得“贈人玫瑰”的美好體驗。這是網絡互助快速做大的深層動力。
《白皮書》數據顯示，按照大病網絡互助金總額在全社會大病醫療費用的占比統計，2019年網絡互助將全國大病醫療費用平均保障水平從60%到提升到60.73%，貢獻度為0.73%，預計2025年貢獻度將上升到3%。
不過，在網絡互助快速成長的同時，對它的監管亟待加強。
首先，相關規范有待明確。2020年3月國務院出臺的《關于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》明確“到2030年，全面建成以基本醫療保險為主體，醫療救助為托底，補充醫療保險、商業健康保險、慈善捐贈、醫療互助共同發展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”。一些網絡互助機構將這些表述解讀為“網絡互助成為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的重要力量”，但事實上，上述文字并未明確此“互助”是僅指傳統的企事業單位成員間團體互助，比如工會成員和行業從業者之間的互助模式，還是將網絡互助機構也納入其中。
定位不明導致管理盲區。目前部分網絡互助機構被歸口在民政部門，更多的則是僅僅在工商部門注冊的“網絡科技企業”。而這些互助平臺的運營模式，早已超出傳統的籌資、募捐等界限，涉及融資等行為，并掌握1億多人的基本信息、健康信息，亟待明確其監管歸屬，完善配套的法律法規政策，防止風險積聚，使之成為提高居民福祉、完善社會治理的得力手段。
其次，要提高網絡互助運行透明度。事實上，網絡互助發展十年來，對一些公眾疑問始終沒能做出很好的正面回應。比如：怎樣避免互助組織管理層親朋好友患病后再參保的“道德風險”？如何化解保護會員隱私與提高賠案透明度之間的矛盾？發生賠案越多、平臺收取管理費越多而最終由成員分攤的模式是否合理？凡此種種，亟待管理歸口后，由監管部門、第三方機構等合作，建立起科學高效的信息披露、分析、發布機制，形成各方力量相互監督、促進的監測機制。
眼下，某些網絡互助機構在“攬客”時與商業重疾險、醫療險“比價”。其實，部分網絡互助產品的重疾發生率只有商業保險的1/10，所以其“保費”便宜到只有一兩百元也并不稀奇。說白了，他們在承保時用免責條款“屏蔽”了大部分非健康人群，并且不像商業重疾險那樣有續保承諾。這種故意模糊自身的功能，通過打壓“重疾險”獲客的行為，有違公平競爭準則，存在誤導嫌疑，也不利于多層次健康保障體系的完善。
強化居民健康保障，要用好網絡互助這支力量。不能放任其在灰色地帶游走，要把它拉到“陽光下”，勤修剪，使其健康成長，為健康中國建設做出更大貢獻。
